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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还是载道—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论文网

时间:2014-12-14  作者:杨玲
论文摘要:评价文学作品应该侧重审美还是侧重载道,这历来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本文试图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例,从其对文偏审美和文重载道的中国现代作家们不同的评价标准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结论:评价文学作品应该将审美与载道充分结合。
论文关键词: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审美,载道
  纵观中国的文学作品,“载道”和“审美”历来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审美是作家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文学研究者确定作品价值的重要标准,孔子的“文质彬彬”说对后世的文学审美观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而韩愈在古文运动中一直提倡文要言之有物、不陈腐、不表闲情逸志,追求风骨,要以文济世,歌颂有道者而抨击不仁之事,来表现社会的真实面貌。下文将以夏志清所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例,在评定一篇文学作品乃至一位文学家在文学史中地位的时候,究竟应该侧重审美还是载道?
  夏志清是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和权威,他早年从事英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后因参加美国政府授意编录侵略朝鲜军事用书的《中国手册》,才将兴趣转移到中国文学上来,于五十年代写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夏书出版问世后的今天,此书仍然与当代的批评议题息息相关……。由于像《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样的评述,使我们对中国现代小说有了深刻的理论拓宽视野,对现代文学的看法,有了典范性的改变,后来的研究者必须在充分吸收辩驳夏氏的观点之后,才能推陈出新,另创不同的典范。
  夏志清完全从审美的观点出发,探讨了中国新文学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以“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为核心。本人认为其从根本上忽略了中国当时的社会发展现状而存在居多偏颇。这与夏志清先生早年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夏早年生于上海,毕业于沪江大学英文系,二十七岁考取了北大文科留美讲学金赴美深造,后一直生活在国外。作者在书中评论作家、作品时,反对文艺的宣全功能;反对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反对宣传毛泽东文艺路线,对中国现代小说史作出定位,当然是缺乏公平、公证的。夏志清对中国现代小说优美之作品的发掘上,有一定的开拓性,但对文重载道的作家们的评价却有失公允,以下从这两种标准对《中国现代小说史》进行分析。
  一、文偏审美的作家
  夏志清对三十年代的作家评论,尤其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在小说史中对钱钟书、张爱玲等长期遭受大陆冷落的作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他称赞《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都优秀,称其为“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亦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钱钟书通过一句经典的语言“城里的人想冲进去,城外的人想逃进来”,将人生的苍凉描绘得淋漓尽致,以战争为背景的《围城》把主人公方鸿渐的不断错过与不断妥协,喻为中国人的人性劣势。读者似乎能从中看到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全书在方的疯、稚气、淘气、傻气中将社会上种种酸诗人、小文人、小市民、小官僚在不知不觉中给奚落了一顿。“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主人公的不断错过与不断妥协,既让人气愤,又让人感慨。《围城》仿佛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照见了自己人生的苍凉。夏志清对《围城》这部优秀的长篇小说的发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后来无数的文学批评家,作家都能够证明《围城》的确称得上是一部独具匠心的巨著,但我们用传统的眼光来看待《围城》,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承认其作为“最伟大”的这一称呼。应该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才是中国讽刺小说的里程碑,无论在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是《围城》所无法超越的。
  夏盛赞张爱玲是五·四以来最有才华的中国作家,她完全不受左派的影响,认为张爱玲在抗战期间写下的小说“技巧之熟练和心理刻画之透彻,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是无与伦比的”。由于夏志清的推荐,张爱玲的声名在六十年代急涨,八十年代以来“张爱玲热”席卷了整个大陆。学界虽然一直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是她在解放前写成的一部比较好的作品,最初在上海发表,立即受到了傅雷,唐韬等的一致推许,但却并未能走入文学史的殿堂。
  夏志清称张爱玲的《金琐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称赞《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是本不朽之作,”认为这是一部人的身体和灵魂在暴政下面受到摧残的记录”无论是从人的文学的角度,还是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对“张爱玲作品的发掘和重评,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画廊,让整个文学史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而不再以大陆某些文学评论家、作家的政治眼光作为衡量标准,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金锁记》都不能算作“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资料显示张爱玲于1952年由上海到香港后,仅仅根据解放初期在上海近郊参加极短时期的土改经历,写成的歪曲反映我国解放后农村生活和土改情况,夏称《秧歌》所表现的“不仅是人民反饥饿,争取最低生存的要求,而且是人民在暴政胁迫下,还努力保持人性的尊严和人类关系之间的忠诚”,这些结论都是在夏志清当时身在美国,对中国的国情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所不了解的情况下得出的,显然是极不合理的。
  二、文重载道的作家
  夏志清用西方传统的批评理论评价中国现代文学,与左翼文学理论大相径庭,当然评价结果也不尽相同。夏志清认为“文学是替真和善服务的,文学包涵了一切人性,为了人的更大尊严,文学要击倒一切残暴的措施”。古今中外的文学家、评论家、学者大都认同文学是表达真善美的,是使人类的灵魂和精神能得到熏陶、净化和升华的,但同时文学与文学家、社会是分不开的,文学产生于作家的笔下,而作家又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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